李卓然的长征历程

 李卓然，1899年10月10日出生于湘乡洪塘（今山枣），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学习工作。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是红军重要的政治工作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党和军队的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20个人中，有一个发音带着浓重湘乡口音的军人，毛泽东边听着他的发言，边对他频频点头，这个人就是李卓然。

李卓然1920年初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29年秋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长征开始时任红五军团政委，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主要是保卫前面的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阻截后面的追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因为敌人主要的战略方针是拦腰截尾。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接受任务后，便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五军团的成员大都是宁都暴动的官兵，能打硬仗，既能打阵地战，又能打攻坚战，能攻善守。长征开始后，五军团一直在后边打阻击战，和中央相距一两天路程。中央用电报指挥五军团的军事行动路线、部署军事行动。五军团全体将士每天边打边走，有时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上来了，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仗打得非常激烈。湘江战役中，为保卫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安全撤离湘江，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率领导军团将士们浴血奋战。阻击任务完成了，但敌人炸毁了湘江桥，五军团有一个师来不及撤离，被敌人包围，全师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部队撤离湘江后，一路从湖南打到贵州。尽管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拼死决战，红军战局仍连连失利，甩不掉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每天，李卓然和军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白天，抗击敌机的轰炸、扫射；夜晚，在崎岖的山道上行军，还要随时防止敌人的迂回包围，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事。加之部队所带辎重过多，路又难走，部队有时一天一夜只能行军几里路。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1935年元月上旬，五军团在贵州桐梓一带集结待命，李卓然接到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他和刘少奇（当时中央驻五军团的代表）迅速赶到遵义城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到电报的当晚，李卓然带着两个警卫人员从桐梓出发，日夜兼程赶到了遵义城。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当晚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李卓然。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病中的毛泽东专注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当听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笑笑说：“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李卓然回答说：“是的。”毛泽东肯定了李卓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对他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讲了部队两个多月来一路的情况，用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危害，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李卓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作为正确路线的支持者，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不久，中央内部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北上方针，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提出了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找到李卓然，希望他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当时，李卓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野心，他只是觉得应服从党的安排，和周恩来谈话后，他就去了四方面军担任了前敌政治部副主任。当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时，他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

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央命令红军抽出部分兵力西渡黄河，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争取国际支持。红军主力则向北发展，夺取宁夏。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主力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第五军主力，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也渡过黄河，李卓然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随三十军行动。

渡河红军共有21800多人。刚过河时，部队打了几个胜仗，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分村寨和五佛寺一线。但10月底，11月初，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阻隔了河东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形势急转直下，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也被迫终止执行。蒋介石指使西北军阀马步茅、马步青对河西部队进行围追“兜剿”，河西部队既无援兵，又  无退路，几乎陷入绝境。

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李卓然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他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保证红军西进任务的完成。打仗之余，他经常找指战员谈心，做动员工作，告诫战士们，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谋，有勇有谋，才能克敌制胜。

一次，西路军总部在一个土围子里休息，担任掩护的只有两个特务连。刚要起火做饭，数倍于红军的马家军骑兵就追上来包围了土围子。李卓然沉着镇定，见敌人虽然多，但大都是骑兵，使用的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便决定智取。他们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周旋。他教战士们把敌人扔进来的手榴弹又扔出去，用敌人的手榴弹炸敌人。拖到天黑，他布置趁黑夜在土围子边挖洞准备突围。敌人发现后死守洞口。红军特务连兵力和弹药不多，拖下去很危险。李卓然当机立断，将两个特务连全部调到另外一处再挖洞，只留下他的警卫员邱振基和黄坤守在洞口，用绳子打个套。敌人见枪声停了，以为红军被打死了，便大喊大叫，十分嚣张地往洞里冲。敌人进来一个，就被绳子套住消灭一个。等于敌人发现不对劲时，红军已经挖好新洞，夺得许多武器，迅速突围了。

西路军边打边走，孤军深入西域不毛之地。随着形势的变化，为策应“西安事变”，配合河东主力，西路军几进几退，虽在战略上配合与策应了河东红军，却丧失了乘虚西进的战机。战场连连失利，继九军折兵古浪后，五军又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最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1937年1月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情势险恶，建议河东红军派兵解危。党中央一方面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青海、甘肃军队停止军事进攻，一方面于2月27日下令组建援西军。后因种种原因，中央的救援计划未能实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服从大局，率部队突围，在三道柳沟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濒临绝境。在黎园口与敌人血战后，被迫退进祁连山。

西路军是一支久战、疲惫之师，曾三过雪山、草地，部队指战员体质大为减弱。过黄河后连续战斗行军，塞外严寒使大部分指战员冻伤，更困难的是粮少弹缺，部队饿着肚子，带着大刀与敌人肉搏死战。面对重重困难，李卓然努力宣传中央和军委的部署，说明两路作战的意义和前途，并千方百计开展战场政治工作，振奋军心，亲自编写歌曲教战士们传唱，鼓舞士气。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工政委员会在祁连山脚下的康龙寺附近石窝山召开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同时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李卓然表示身为部队主要干部要与部队共存亡。在送别徐向前等领导后，他又随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继续西征。

3月17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工作委员会和分三路游击，并要求以主动的游击战，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险中求胜，李先念决定率军西越祁连山，摆脱敌人，把仅存的两千红军带出绝境。李先念的想法，首先得到李卓然的强有力支持，这对于统一部队的意见和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3月的祁连山寒风狞啸，滴水成冰。李卓然的大胡子上都结了冰，部队在渺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饿了吃草根、皮带，有时甚至吃牛粪。困了睡冰洞雪窝。每翻越一座山头，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力的严峻考验。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地的战友。李卓然的双脚冻烂，腿肿得又红又粗。警卫员邱振基看到他行走困难，便把藏起来的马牵出来给他骑，原来进入祁连山后，李卓然下令把牲口给伤病员骑，后来粮食吃光了，他令人把马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警卫班长黄坤把马悄悄地藏在后边队伍里，想等首长走不动时再骑。李卓然却毫不领情，再次命令杀马给战士们充饥。战士们无计可施，只有含泪执行首长的命令。

为鼓舞士气，行军时，李卓然不时跑前跑后作鼓励宣传，教大家认识到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他鼓舞大家团结战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每到宿营地，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俀子，就指挥着唱《国际歌》，唱李卓然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战歌，歌声鼓舞着战士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4月16日，部队终于从安西东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石仓城。24日，部队进至安西城南25公里的十工村，有人主张打安西城，李卓然考虑到部队的实际情况不同意打，但大多数人坚持打，最后少数服从多数，他只得同意。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一部分遭敌包围，一部分被骑兵冲散，见此情景，李卓然当机立断，大声喊道：“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只要我们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接着，他命令警卫员邱振基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坚持到底，沿着电线杆往北冲。部队边战边撤，26日傍晚，进至红柳园，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血战，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摆脱敌人的围追后，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部队穿越了荒无人烟、无粮无水的大戈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李卓然、李先念率420余人的队伍和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会合。这些曾经三过雪山草地、败走二千里河西走廊、翻越风雪祁连山、穿过茫茫大戈壁的西路军战士，终于摆脱了强敌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重回党的怀抱，他们欣喜若狂，喜极而泣。而此时的李卓然感慨万千，他想得最多的是我们死了多少人啊，那些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置生死于度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倒在了西征途中，自己要努力，要奋斗，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才能无愧于死去的烈士。

1937年12月，李卓然同李先念等一起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最后，毛泽东勉励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这一席话，李卓然一直铭刻在心，成为鼓舞他在各种艰苦环境下工作和斗争的动力。

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时是叫人难以预料的。西路军这段惨烈而悲壮的历史，后来却长期被作为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受到鞭挞。李卓然也因西路军的问题受到降职的不公正处理，蒙冤50年，一直到他去世，也未被重用。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几十年里为顾全大局，总是不断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自觉地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只是在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时说过：“在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中，我只能说自己问心无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没有向敌人、向困难低过头。”

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陈云、李先念等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加上一些专家、学者对大量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使人们终于知道了西路军事件的历史真相。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的历史作出了如下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持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民的尊敬和纪念的。”生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包容一切，委曲求全的李卓然，若泉下有知，闻此消息，定当笑慰九泉。他的名字将和西路军这段悲壮而光辉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两千里河西走廊和广袤的新疆大地上，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